我叫李添培，家在花蓮家，共有八人，包括兄姐各一和三個妹妹，家中經營電子工程和旅社，經濟方面算還不錯。八歲的時候開始發病，當時有腳痛的現象。在十二歲的時候臉上開始出現斑紋，但因當時國民政府剛遷台，所以繼續留在學校唸書，在這段期間，曾經求診過中西醫及各種偏方，像是燉蚯蚓，賴蛤蟆，豬膽，蟑螂，蛇都嘗試過，但沒有實際上的效果，且因為在西醫求診的過程中留下了紀錄，因而被報至衛生所。
我記得那天下午回到家中時，剛要進門就看見有警察及旅社職員正等著我。我老爸向我比手勢，要我別進來，但我還是進去屋子裡了。結果，那些警察說要帶我去樂生院，還用手銬將我鎖在花蓮警局禁閉室。我父親擔任消防隊長，在地方頗具地位，眼見警察這般粗魯舉止，憤而前往警局抗議。我爸跟他們說不要關住我，因為我又不是罪犯、又沒犯錯，為什麼要這樣抓我……？」
當時我父親始終不放心，然而樂生院院長回覆他說：你兒子就是以院為家，你就把兒子放在醫院裡，這裡闊達三甲，可以讓他種各種東西，隨便他活動，就跟外頭沒兩樣。你就放心把兒子交給我們照顧吧，我們樂生院會照顧他到痊癒，或者死掉為指。」我父親因為這番話話才讓他將孩子託付給樂生療養院。
因此，我在民國38年時入院，入院之前剛考上花中，當時跟我一同入院的花東區病患共有18人。當時輔導員分五區管理，但不是以人數為依歸，只是粗略的按院內的位置劃分，有些輔導員很兇，抓到一些不假外出的人，常常是拳打腳踢、關禁閉作為處罰。
當時院方對院民生活其實是沒有制度可言的，對院民的住所沒有依病情分類(當時只有癱瘓、目盲者才住進病房)，入院時也只發给每個人一張草蓆、一張木板床，一雙筷子，一個碗，這四樣東西，似乎就是所有的家當了。食物則用配給的方式，每月米20斤、柴30斤，每日菜錢四角。這樣微薄的配給對大家來說自然是不夠用的，大部份的人都是仰賴家中寄來的錢。無法離開院區的大家，只好託輔導員或是一位外來的阿順幫忙買菜。衣物在當時並沒有配給，靠的是美援的傳教士送來的毯子衣物，自來水一週只來兩次，房子內的光線也很差，用的是早期的電燈泡。當時樂生院的隔離措施非常繁複「就好像要進入原子彈污染區一樣」，家屬必須換穿防護裝備，一關關的消毒設施，總是更加深前去探望者心中恐懼。「因為這樣子的裝備，讓我的舅
舅從此不敢來看我了。」。
我當初有帶初中的書過來，但怎麼看心裡就很煩。第一因為那時候沒藥吃，裡頭的人都像深陷絕境般，對人生不抱任何期望，漫無目的。上吊、割腕或是服藥自殺的人多得不得了。我是沒那個膽子，只能希望未來會發明新藥醫治我的病。
印象中，民國20年國外就已經發明治療痲瘋病的藥物了，但是國內一直到民國45以後，才有第一批新藥提供給樂生療養院100位院民試用。當時醫療資源不足，大家還曾經為了這些原來就該屬於他們的東西，爭得頭破血流，甚至有人因為拿不到藥而自殺。
終於，民國50年後，我也等到新藥了。然而，吃藥卻不盡然是件好事。那些藥應該由痲瘋病專家指導服用，但是我們醫院根本就沒有這方面人才。加上這些是 外國人發明的藥，外國人的營養及需要的劑量跟我們不一樣。我們按照指示服用，沒想到卻嚴重破壞身體紅血球，神經痛得不得了，害我們各個變成鷹爪。服藥造成的神經痛整整折磨我4年，直到33歲時，體力才逐漸恢復。
36歲那年，我與樂生院民張小姐共結連理，在院裡完成終身大事。我倆開始種植竹筍、養雞，漸漸地經濟情況及營養獲得改善，才又吃痲瘋藥，這次副作用就沒那麼嚴重。38 歲以後，我身上就完全找不到細菌了，一直到現在，都不會傳染給別人了，而我對於預防及治療也有了另一番認識。
44歲那年大女兒剛出生，因此女兒雖然在痲瘋病院長大，卻從未被感染痲瘋病。這代表政府宣傳及預防做得不夠，才導致民眾恐慌。
民國69年，我與妻子因為參加省政府社會局的小康計畫，因此可以搬進家庭病房，孩子也漸漸長大成人。
然而，88年卻接獲捷運將通過樂生院的消息，當時院長曾多次找院民開會商討，卻始終沒有結論。民國91年，院方要求我們從小康計畫100號直接搬走，我們根本無法異議，否則他就要把我們斷水斷電，不得已 只好聽從醫院指示，搬到靜生一舍，那時候因為靜生一舍不是家庭房，不夠住，我就跟大女兒、二女兒分開了。
然而，才不過一年，聽說捷運跟新病房設計錯誤，影響居住安全，因此要求院民再次搬遷到組合屋。現任院長黃龍德對於病人在會議中的表示希望每人房間至少 10坪以上、衛生隔音設備要良好、高度至少10尺等請求全然置之不理，那時候院長跟我們說，為了鼓勵大家第二次搬遷，因此這一次住下去，至少可以住上 20年。沒想到，他說的全都沒實現，說一套、做一套啦，都是騙人的！。
病人就是很無奈，現在組合屋裡住了快兩年，搬來搬去讓我的心臟、神經痛又犯了，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痛過了，沒想到現在又復發，身子好像一直走下坡。
病人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原地保留，院長也曾經答應會將樂生院修復得更完善，再接院民進去住。我想，這張支票的兌現，是否又將遙遙無期。